来历指四川省凉山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小学，
李桂林、陆建芬夫妻已经坚守了19年。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，播撒着知识的种子，让这个远近闻名的“文盲村”变成了“文化村”。
2009年2月5日，李桂林、陆建芬走出大山，站在了中央电视台“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”的领奖台上。李桂林的话，让全场安静下来：“贫困山区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，必须靠教育。如果没有接班人，只要我爬得动，就要在悬崖上教孩子们……”
猴子才能爬上的悬崖
二坪村小学被当地人称为“悬崖小学”。学校建在海拔2800多米的山顶平地上。这座有两栋房子和一小块水泥操场的学校，是周围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。学校有80个彝族学生，其中17人住在悬崖下，要爬天梯上学，他们全都靠李桂林夫妇接送。
天梯，总共40多米，当地人号称只有猴子才能上去。山上12岁以下的孩子，若没有大人的陪同，决不允许下山。
11岁的彝族小姑娘阿呷卡拉整理好了书包，她背对着悬崖，一手抓着藤条，一手由老师李桂林牵着，右脚探好梯子的位置，再把左脚缓缓伸下去。她身后还有16个同伴，大家像猿猴一样依次攀援而下。脚下，是汹涌咆哮的大渡河，四周，是层峦叠嶂的大峡谷。天梯下，李老师的妻子陆建芬在接她。“手抓紧，脚踩实了!”两位老师全神贯注地盯着学生的每一个动作，用彝语不断提醒。
周一和周五，是李桂林夫妇最忙的日子，他们要接送学生们过5道天梯，小一点的孩子不敢自己走，李老师背着他们上上下下。背一个孩子下去，就得重复上下两次，按这样计算，背五六个孩子，李老师每次都要攀爬将近400米，相当于百层楼的高度。陡峭绝壁，踩空一步就有生命危险。在这极度危险、恶劣的环境下，二坪村小学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。
至今，二坪村小学已有7届毕业生，学生达189人。村里的年轻人告别了文盲的历史，开始走出大山。
夫妻俩一起上“天梯”
李桂林原本在山下的乡镇教书，回忆起第一次来二坪村的情景，李桂林说他仍然一身冷汗。“天梯是用藤条绑的，现在换上了铁丝，安全多了。”
1990年，李桂林应邀第一次走进这个悬崖上的村寨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村民们打着火把来山腰接他，纯朴的山民宰杀了家里仅有的老母鸡，像过年一样招待他。乡干部告诉会彝汉双语的李桂林，学校因缺教师已经断断续续停学10年，村子是远近闻名的文盲村，很多村民甚至连钱币都不认识。
回来后，李桂林的心中一直不能平静。眼看就要到9月份开学的日子了，他做出了重要的决定——上悬崖当老师!“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，去那么艰险、野蛮的地方，你不要命了?我们都老了，难道二坪的孩子比你父母还重要吗?”他不得已含着泪骗父亲说，那边条件还不错，只是去试一试。老父亲哪里想到，这一试，就是19个春秋。
“我要用我的力量和热情去改变这个愚昧落后的村庄，实现人生的价值……”李桂林到了二坪村，跟村民们一起修好被泥石流冲垮的校舍，朗朗的读书声重新在悬崖边回荡。
由于停学时间太长，很多适龄儿童需要上学，急需再招一个老师。李桂林说：“要找到愿意来悬崖上教书的老师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很多人听到‘天梯’就吓退了，甚至讽刺‘你应该去请探险家……’”
开学临近，一筹莫展的李桂林把视线转向了同样懂彝汉双语的妻子陆建芬。这次老父亲真急了：“你甘愿去受苦我们管不住，竟然还把妻儿带上山，出了事怎么办？孩子生病怎么办？在那个猴多人少的地方，不把孩子也教成猴子了!”
深明大义的妻子，找到当过30多年人民教师的父亲，“先说服我的父亲，再说服公公”。就这样，夫妇俩离开了年迈的父母，一起登上了悬崖。
李桂林心里很清楚，这里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珍贵如金。山上没有医院，他学会了看病，从老家买来常用药品放在学校备用，他还学会了给学生剪发。山上冷，冬天没有蔬菜，就连续吃两三个月的酸菜洋芋汤。
危险已成习惯
19个年头过去，李桂林对天梯由恐惧、胆怯变成了—种“生活习惯”。然而，惊险仍然无处不在。一次，李桂林爬天梯时，藤条突然断了，身子滑向悬崖，幸好几米处有灌木支撑着他，才捡了条性命。看着满脸是血、伤痕累累的李桂林，妻子和他抱头痛哭。
1996年夏的一天，山洪暴发，李桂林正在接学生。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，一股急流冲来，他们滑进了沟中。情急下，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，自己却被急流冲走了。可能是李桂林的行为感动了上苍，他的身体被挂在了树桩上，得以脱险。
还有一次，他去山下开会，散会回山时天色已晚。为了赶在第二天上课，他摸黑爬上了天梯。刚爬第一段木梯，腿突然抽筋，摔倒在地。天色已黑，上下山都很危险，他就这样独自在崖脚下生火取暖过夜。那一夜，寒冷、黑暗和野兽的嚎叫，都没有让他感到害怕，他只是惦记着学校。第二天，孩子和妻子看到的是兴冲冲归来的李桂林，他没有告诉身边人自己的遭遇。
心甘情愿选择清贫
陆建芬的堂哥是县里有名的矿老板，看到堂妹过得那么苦，那么穷，1993年，他就多次叫李桂林去矿上当会计，每月收入1200元。当时李桂林教书的月收入只有100元，但他没有动摇。
1996年至1997年，李桂林被上级安排到会理师范学校学习，当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，最小的儿子才1岁半。教学忙不过来，他再三请求有文化的舅舅帮忙上山来学校代课。勉强教满一年后，舅舅告诉他们：“在矿山当民工也比在你这里强百倍，我宁可讨饭也不愿待在这里了……”
那一年，妻子陆建芬最辛苦。一次，她病得厉害，两个孩子哭着叫饿，她只好让7岁的哥哥背着弟弟到村民家找吃的。病情越来越重，她请村民背了50斤玉米，通过危险的山道送到镇上卖了8元钱去买药。
2001年，诱惑再一次摆在夫妇俩面前。陆建芬的弟弟在西班牙做生意并成了家，他提出请陆建芬给自己看孩子，月薪600欧元，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，而这时，陆建芬的收入是每月230元。
陆建芬说，她开始动过心，但看到孩子们的眼神马上打消了念头。“我去挣钱，山上的孩子们怎么办？”她含泪婉言谢绝了小弟。
“其实我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工资，这钱在城里就连吃顿饭都不够。但我还是不忍心丢下这些孩子，这里的乡亲和孩子给我们的这份情，是用金钱换不来的。”
“悬崖小学”至今没有通电，李桂林和村民集资买了水力发电机，可由于电压不稳，经常停电，他们现在还只能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。村里祖祖辈辈都靠背水喝，直到2008年，李桂林用内弟从国外寄来的钱给村里修了自来水。
现在，42岁的李桂林每月工资800多元，妻子还是—名代课老师，每月仅有230元。他们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念高中和初中，家里欠着近万元的债。但是李桂林最为担心的，是将来老了没有接班人，他很想从自己的学生中挑出一位。
“我想当老师，跟李老师一样教书。”下山的路上，学生阿呷卡拉认真地对记者说，“长大了，我要给学校装个电梯，不用爬天梯就能上学。就是不知道城里的电梯什么样？